这是个长周末，本来还想做点工作的事情，可是天气太好了，实在不忍心勉强自己。 我就下午坐在阳台门边，让冬天的阳光撒在光脚丫上，一边磕着瓜子一边上网看看新闻和朋友聊聊天。朋友说最近在看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并发来个链接，我就顺着链接读了起来。

先说说安德烈是龙应台在德国的大儿子。在孩子14岁时龙应台回了台湾做事，然后到孩子18岁两个人又再见面时感觉很陌生。于是龙应台为了和儿子沟通就出了个点子，让儿子和她一起写个专栏，儿子同意了，于是三年后便有了这本书。书是以母子之间通信的方式完成的，是两代人以及两个文化的沟通。刚读的时候让我想到是傅雷家书的现代版，但很快我就被朴素的文字吸引。

第一章是龙应台写到对自己18岁的回忆，对生活了18年的小渔村的回忆：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直到她离开家到世界各地漂泊了30年以后才明白了自己和那个成长大的小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这种感觉是多么熟悉，就象我在某个天暖的傍晚扒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碧蓝的公共游泳池和汽车，突然想起父亲的旧自行车，我总是坐在自行车的后面，父亲推着车， 母亲走在我的边上。我们正从外婆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街边的五金店，旧家具店，杂货铺子，通向外婆房子的狭窄小巷，两旁高耸的砖墙和总是泥泞的地面，还有那根电线杆和上面贴满了的纸片...一切突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没有颜色，黑灰白的。不知道这幅景象以前藏在了什么地方，可是自从它那天出现后就变得难以忘却，就象一个锚，把我锚在了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点上。

朋友说喜欢这本书可能是自己能理解龙应台和她儿子安德烈两方面的感觉。在德国长大的安德烈觉得成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不理解这一代年轻人也有深刻。他觉得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什么‘伟大’和‘理想’可以让年轻人去追求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的价值观的认可和社会的多元化。这种成长环境和龙应台长大的’解严‘前的台湾截然不同。 龙应台的成长经历遇上安德烈的个人主义（也是老一代面对新一代），就象出国的人的‘文化冲击’。别人喜欢单独行动你却习惯要找组织活动，别人喜欢我行我素你却因找不到规范守则而不知所措。安德烈在书里还提到看了电影‘好日子不多了’的感想。这部片子（‘教育者’，台湾翻译成‘好日子不多了’）我在‘教育者，读书’里提到过。当时没太写对这部影片的感想，其实是有点难以描述。我和安德烈感觉相似的是自己一方面生活得安逸，另一方面看不惯社会的种种不公平。但是却不会因此就放弃自己的安逸生活，这是不是说明自己是个混球呢？龙应台给了个明智折中的方案，也算是基于儒家精髓中庸：积极地面对社会的种种消极，力所能及。

书中还有不少精彩思绪，比如对民族主义和国家理念，对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对爱情的看法。不胜枚举了。

推荐这本书的朋友特别指出了这么段话，也是我比较欣赏的：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我还没到熟透的季节，喜欢阳光照在光脚丫上，照进森林里，也照进人心里，多么希望多一些沟通理解和宽容，就象龙应台和安德烈。